来源：地球知识局

作者：猫斯图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大城市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土地是有限的，大城市变大的基础，是吸收了周边城市的辖区，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和经济腹地。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的就是各省的省会城市。

这些行政上的重新划分，有时候是对现实的追认，有时候则是为了超前规划。新加入地区和大城市之间的认同难题，也集中地体现在这一波行政改变当中。

省会们，难道真是免不了一城独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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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省会狂飙突进

同样是大城市，虽然省会们往往没有直辖市那么光彩夺目，却能够享受整个省内的资源扶持，在城市扩张的进程中占尽先机。在发达地区，省会扩张的脚步迈得尤为大。

南京吸收周围县市的幅度就很大，曾经仅仅意味着长江拐弯处以南，秦淮河畔的狭义南京，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南京市，下辖11个区，其中有不少都是很晚才加入南京的，至今都和南京旧城区的居民无法相互认同。

南京左右，组一个南京省好哇

观察南京市下辖各区的位置，就能大概看出这些区并入南京的时间线。

今天位居南京市中心的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可以说是南京城市的核心区，这里也是最经典意义上的古都南京。栖霞和雨花台两个区，紧贴这几个核心区，一直也是作为南京的郊县而存在，算是稍外围的地区。

至于浦口，尽管在很长的历史上都是南京的一部分，但更多是作为江北的防御第一线，南京城里对这个区域的认同感并不高。

包裹在核心区和近郊之外的，是江宁区和六合区。这两个区粗壮的外形就已经能够说明这是后来才划入南京的地区了。两地原属镇江专区，在年和当时的江浦县一起划归南京，几经周折，最后在年彻底成为南京的一部分。江浦和浦口合并，成为大浦口；六合与大厂合并为新六合，江宁则撤县设区，大致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再外围，就是一直被南京人和当地人自己吐槽的高淳区和溧水区了。这两个地区原本也属于镇江，在县市整编中于年划到了南京。狭义南京的市民和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偏见和不信任。

偏见归偏见

但高淳一定能为南京人民的吃吃喝喝

做出巨大贡献

这就是南京人自嘲城市“摊大饼”的大概历程。

但要说起大，南京和兄弟省会杭州比起来可是差得远了。

杭州的格局和南京还有点相似，只不过和南京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张的均衡态势比起来，杭州的扩大趋势是一路向西。核心的上城、下城、拱墅、滨江四个区是杭州老城区，江干和西湖两区为近郊。从年代开始，杭州就一发不可收拾，依次吞并了萧山、富阳、余杭、临安、桐庐、建德、淳安。而周边的宁波专区、嘉兴、金华则不断缩小，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完全体的杭州，面积达到了16,.57平方公里，南京还不如它的一个零头。

同样的事情在广州也发生了，花都、从化、增城三个区，就都是从佛山专区挖来的，现在还大有直接吃掉佛山的势头。在最巅峰的时候，广州还下辖惠州龙门县、韶关新丰县、清远佛冈县和清远县。实在是无法想象那样一个巨无霸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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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省会紧随其后

在东部大城市四下圈地的同时，中部城市就更不客气了。

武汉解放以后，除了原有的武汉三镇以外，将原孝感专区所属的16县都划归武汉市领导。虽然后来归还了一部分，但这时候武汉领有的湖北发达地区还是很多。年，原属咸宁地区的武昌县（驻纸坊镇）和原属孝感地区的汉阳县（驻蔡甸镇）都划归武汉市领导。年，又将孝感地区的黄陂县，黄冈地区的新洲县划归武汉市，今天能够看到的武汉基本上就成型了。

当然，武汉在扩张的过程中没有和广州一样只盯着佛山，而是在周边各城市分别拿了一些地。南北两侧的孝感和咸宁面积还是很大，瑟瑟发抖的是东南侧的鄂州。它本来就是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如今又被纳入了武汉城市圈，武汉再扩张很可能就要把鄂州并入了。

不对，大武汉的胃口怎么能只有那么点儿呢

成都在解放后也经历了由小变大的过程。

解放之初的成都范围还很小，基本上是成都现在的老城区，其他区域则由温江专区管理。比较大的一次调整出现在年，当年温江专区撤销，下辖的12个县里有10个给了成都市，这些县几经整合，也就是今天成都的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金堂县、大邑县、都江堰市、彭州市等县市区。

大成都真的大。。

经过这一年的调整，原本很苗条的成都市一下子就变得膨胀起来了。不过鉴于这是由于温江专区的撤销，成都获取这些辖区还是比较自然的事。而为了配合成都向东向南拓展城市空间的需求，年又将资阳市代管的县级简阳市划归了成都，将成都的有效平原空间进一步放大。

西安早先也没有现在这么大，而且还有过失去若干区县的历史。但年开始，西安也开始越变越大，一度曾将咸阳也纳入麾下。后来虽然咸阳和西安分治，但还是留下了户县、周至县、高陵县三地，以及原属于渭南的蓝田、临潼县也被划入西安。

而西安最新的动作，是代管了由西安和咸阳共同组建的西咸新区。这其中包括了咸阳市15个乡镇街道，总面积.56平方公里，人口约67万。从西咸曾经一体的历史来看，咸阳要西安的影响力下独善其身会变得越来越难。

同样被规划为中部国家级中心城市，河南省会郑州也走上了和武汉一样快速扩张的道路。解放初期的郑州下辖郑县、新郑、巩县、成皋、登封、密县、荥阳7县，后来吸收了陈留专区的9个县。但此时的河南省会还不是郑州，而是历史底蕴更足的开封。

设郑州为省会之后，就不断有周边的区县并入，除了原有的4区以外，还得到了荥阳县、新郑县、登封县、巩县、密县等县。而且在郑州的带动下，这几个县全都在年成功撤县设市，分别为荥阳市、新郑市、登封市、巩义市、新密市，让郑州成为了中国县级市最多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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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省会

那么有没有不热衷于圈地的省会呢？还真有。

比如河北的省会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设定为省会之前，庄子都还是一座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工业城市，市内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都不能支撑起一个省会的所需。因此从周边地区吸收新的辖区是石家庄履行省会职责的前提条件。

但一直到了年6月，石家庄市才等到原石家庄地区正式撤销，所辖区全部并入石家庄市。这几乎是石家庄唯一一次成规模的扩张，而且没有波及周边的地级市。此时的石家庄，控制范围从华北平原西缘一直延申到太行山中，确实也已经足够撑起省会的所需。

然而石家庄和河北的关系仍然经常令人迷惑

吉林长春的扩张欲望看起来也不强。年成为省会城市之后，长春获得了双阳县、九台县、德惠县、农安县和榆树县的管辖权，向东北方一直扩展到了吉林-黑龙江的边界上。但长春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变动过行政区划。

实际上长春的城市布局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头重脚轻，北部所辖的榆树市、德惠市和农安县非常巨大，向南方的四平和辽源却没有作什么渗透，作为一个省会形状挺奇葩。

确实是有些怪怪的

甘肃省会兰州甚至还经历过一次逆扩张。解放后，兰州的市辖区多次变更，比其他省会城市都更为频繁，只是多数属于内部调整。然而年，甘肃省将白银区及皋兰县之3个乡从兰州划了出去，给了旁边的白银市。

兰州也可算是省会城市里心宽体瘦的典型了。

然而无论兰州扩张到多大

兰州仿佛还是那个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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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吸纳周边地级市的辖区，让自己的行政区划变大，似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规操作。

毕竟，省会城市一般来说都是得到省内最好的政策和经济资源的城市，发展速度也明显高于省内的其他地级城市，对辖区资源和人力的需求也使得它们有着高速扩展的倾向。而被并入省会的地区，也往往能够籍此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招商话语权。

只是希望这些逐渐做大的省会城市，能真正为省内的其他地级市谋福利，把城市发展的红利扩散向更广大的地区。

中国经济大趋势、大问题、大战略！

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中国经济曾引领全球增长，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趋悲观。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故事远未结束，其在未来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首先，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逐步收敛，这些风险集中在腐败，财政，地产和债务等问题之上。

就反腐问题而言，经过持续艰苦的努力，党风政风已为之一清，依法治国日益明晰。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乃至未来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应该说反腐倡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对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也起到决定性作用。

就财政问题而言，尽管当下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但地方债务问题得到了厘清，两万亿元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推进，化解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较快。由于土地出让收益占地方财政收收入约35%，且基本决定了可用新增财力，而土地市场寒意持续，但毕竟财政风险有所缓解，正走在有条不紊的重建之路。

就地产问题而言，年全年地产持续下行，库存高企，地产资金链条绷紧。年4月，地产系统性风险出现了趋于缓解的转折点。一线城市及周边的地产回稳趋暖，以及涉房融资，尤其是按揭贷款利率的持续下行，使中国房地产接近软着陆。

就债务问题而言，在两年前，炒作中国巨债是很流行的，他们热衷于只看到中国占GDP大型2倍的债务，但却忽视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端至少相当于6-8倍GDP。目前影子银行体系已重新回表，股市泡沫基本撇除，房地产泡沫渐呈可控，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引致的不良资产充分暴露。当下，人们逐渐既看到中国的债务，也看到了资产、风控和机遇。金融系统性风险在缓缓化解之中。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转型效果在逐步显现，这些积极因素体现在潜在增长率、实体经济和创新能力方面。

就潜在增长率而言，中国有能力在年之前维持约7%的经济增长。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是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就资本形成而言，中国作为人均GDP仅有欧美1/5的发展中大国，国内资本积累的有效需求和投资能力仍然旺盛；就人力资源而言，不断上升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崛起，使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更为平缓；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言，中国余地尤大。

就实体经济转型而言，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很可能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衡量指标为企业净利润率和利润总额。如果净利润率趋稳，则折射出实体经济在边际上不再恶化;如果利润总额趋稳，则折射出实体经济在总量上解除警报。过去6个季度，中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税收净利润率已逐步维持在5%以上。进入年以来，央企利润总额不再减少，地方国企呈6%-8%的利润增长，私营部门的利润增长更快一些。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利润率和利润总额看，很可能年2季度实体经济已接近低点。

就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技术化日益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重大技术创新逐渐呈现由点到面的加速扩散。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产业，以深圳为典型的区域，以国防、信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行业，开始呈现持续活力。创新大有成为中国经济之魂之势。

再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和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并行，中国故事必须放置在新语境中理解。

就全球增长问题而言，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并没有形成新的可持续的增长轨迹，各国仍在苦苦挣扎，即便连率先退出量宽的美国经济，其增长也仅是IMF总裁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期”，新兴国家甚至有所动荡。与此相比，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围绕在7%的增速，无论从速度和质量上来说，都仍然突出。

就全球化而言，次贷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增长持续慢于国际经济增长，投资出现了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净输出的逆向流动，全球汇率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未休。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两年内上升13%，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缩减到GDP的2%，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主要是靠内需推动。不仅如此，在美国TPP等努力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倡议则应者云集。显示出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站在这个时点看中国经济，其风险渐消，活力渐现，创新有所斩获，内需潜力尤大。历史在此转折，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对冲全球经济动荡的基石，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二、下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尽管年已过去7个月，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7%，但人们仍怀疑增速主要拜统计局的努力，同时对第三和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这点令人十分惊讶。我们用尽量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下半年中国经济。

第一，关于GDP增速，企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预期第三和第四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2%和7.1%，增速回落到7%以下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从工业看，2月是年内最低点，目前企业主营业务税后净利润率已超过5%；同时，除央企之外，地方国企和私营部门的利润出现增长；显示全年工业投资和增加值将温和复苏。从投资看，无论工业投资，还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均在未来5个月稳定回升。就消费看，年底甚至同比增长可能接近12%。因此目前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脱离了数据时序给出的回稳方向。

第二，关于物价，CPI振荡走高，PPI略微回暖。

这其中需要分析CPI、PPI以及两者之间的叉口变动。预期第3和4季度CPI同比分别为2.1%和2.8%，年底个别月份CPI可能愈3%。我们对从鸡蛋猪肉开始的食品价格的回升周期比较担心。预期第三和第四季度PPI同比分别为-5.3%和-4.3%，可能要到年底的最后两个月PPI环比才能略有改善。就CPI和PPI的叉口看，通常的规律是如果两者向上并且叉口缩小，则经济趋于复苏，如果双双向下且叉口扩大则趋于衰退，现在看下半年CPI和PPI呈温和向上但叉口未缩小的组合，这显示下半年中国经济大致呈弱复苏状态。

第三，关于年中国宏观的可能形态。

目前看年GDP增速仍在7%附近，但上半年因翘尾因素较高，CPI同比可能持续维持在约3%的水平增长没有明显改善但通胀上行。下半年增长不减通胀有可能回落。因此未来4个季度，中国经济处于犹豫摇摆中的弱复苏的可能性较大。但中国经济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最糟糕的通缩压力阶段，可能在年第2和3季度已经逐渐度过。

第四，关于货币政策的可能趋势，需要讨论量、价和汇率三因素。

就货币供应量而言，年下半年，货币宽松重新以定向宽松为主，而上半年则以降准降息和释放短期流动性的普遍宽松为主。导致货币宽松手段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短期实际利率已足够低，而结售汇逆差则已度过了年第四季度和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结售汇逆差在亿美元的最严峻时刻。

就货币价格而言，目前出现了信用债和利率债收益率双双下行的趋势，但信用债利率下行节奏快于利率债，我们估计利率长端在年内仍存约25个bp的下行空间。按伯南克的货币理论，信用利差和经济周期呈负相关，因此当下信用利差收缩，显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提高，但仍存较多顾虑，这暗示着系统性风险弱化和经济弱复苏的判断。考虑到第4季度CPI同比接近3%，同时年上半年物价也不低，这预示目前债市的火爆很可能在CPI上行至接近3%之前即迅速退潮，估计这一时点大约在10月中旬。

第五，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和中期趋势。

过去6个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3%，从年7月份至今的1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从8.4升至目前的6.2，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经历了长周期的上升。年8月11日人民币中间价明显贬值，致香港1年期NDF跌至接近6.4。

就短期而言，如果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指数在年内的走强是温和的，即从目前的97逐步走到以内，则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可能也温和地维持在3%-4%。但目前尚难以判断在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是持续偏弱还是继续坚挺，考虑到这次中间价的调整是中国央行观察联储加息预期等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外贸和内需等综合因素等主动做出的，而不是受制于外部压力，因此中国央行仍然在未来很长时间有灵活调节汇率的能力。而人民币汇率的温和修正，对激励内需和改善外贸，对改善增长和资产价格，对缓解通缩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六，关于财政政策。

考虑到中央本级财政赤字约在2%，但很可能地方财政的实际赤字率在约3%-5%。因此，在服务业加速营改增，在土地出让收益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期待中国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的难度很大，除非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货币化。

总结上述讨论，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弱复苏，在年上半年增速未更强但CPI令人头疼。应该说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和通缩风险已经开始收敛，货币政策余地明显大于财政政策。结合流动性充沛，实体经济回稳，资产严重欠配等因素，火爆债市可能逐步被温和回暖的股市所替代，而股市则将运行在围绕主题投资的温和抬升的箱体之内。

三、下半人民币汇改是排雷最后一步

人民币汇改终于落地，中间价改革使得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短期内贬值了接近5%，这显示，在过去3年，排除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努力，已进入最后阶段，这对中国故事安然再出发大有裨益。

1.中国巨债风险

年讨论中国政府和企业将被中国巨债压倒，是非常时髦的，当时的主要讨论是只纠缠各种广义债务，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资产端。目前看，中国经济的综合债务率，按原财政部副部长、现统计局局长王保安的数据，是相当于GDP的%，较多研究认为广义债务率可能在2.5倍GDP。而如果看资产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巨额资产可能相当于8-10个GDP，脱离了中国仍然是全球难得的高储蓄率的经济体去讨论中国巨债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再时髦。

2.中国影子银行风险

中国的银行系统一度为了追求高收益、绕过监管、放大杠杆和提高风险容忍度，造就了十分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通常估计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占GDP的大约25%-50%，但到年底，影子银行系统已重新回表，该风险逐渐收敛。

3.中国房地产泡沫

年春节前后，中国楼市呈断崖式下跌，楼市即将崩溃的研究报告蜂拥而出。但到目前，中国楼市已出现软着陆迹象，年4月可能已是市场低点。中国房地产仍然需要至少5年的漫长时间去逐步消化存货，这还需要政府采取理性的态度对待保障房建设为前提。但总体上，楼市崩溃的可能性显著收敛，未来3年内也基本排除出台房产税的可能性。

4.中国地方债泡沫

经过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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